2018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发布人:科研处  发布时间:2019-08-27   浏览次数:247

2018年召开了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界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持续跟踪教育领域前沿与热点问题,形成了若干新的教育理论成果。

  一、习大大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2018年9月10日,党中央召开了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习大大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一)习大大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不断发展。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发展教育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概括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作为基础工作,形成了习大大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这标志着大家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1]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2]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新征程,是科学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3]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又对科学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作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境界。[4]

  (二)习大大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

  习大大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功能定位、战略目标、根本任务、发展规律、育人模式、动力源泉、依靠力量和治理体系等重大问题[5]。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障。[6]立德树人、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体系、培养时代新人的思想,抓住了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办学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精准把握。[7]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系统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彰显了教育走自己的路的坚定自信。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既深刻阐明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又鲜明表达了我国教育的人民立场。[8]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既表明教育改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传递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巨大决心。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强调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9]把教师队伍作为基础工作,体现了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10]

  (三)习大大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

  习大大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11]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方向问题上,要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改进方式方法,深入推动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12]站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高度,将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加强学生体育锻炼,努力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和运动习惯,造就强健体魄,培养坚强意志和拼搏精神。[13]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必须下决心进行课程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在顶层政策上予以切实地保障,才能有实际的效果。[14]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上,要坚定不移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奠定基础。要突出素质教育评价,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引导学校将治校办学的重点放到立德树人上来。完善“双一流”建设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提升人才培养、创新能力和服务贡献水平。顺应国家未来发展和产业转型方向,及时对高校学科专业进行改革调整。整合优势力量开展协同创新和长期持续攻关,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撑。[15]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优化资源配置上,要推动各地各部门落实优先发展教育的责任,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做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持续加大教育教学改革投入,全面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16]在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上,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做法和经验,更要立足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国情、服务中国需要。[17]

  二、探寻改革开放4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逻辑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梳理40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弄清40年来教育改革发展的逻辑,教育研究者在反思中建言,在研究中献策,反映出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学术自觉。

  (一)围绕“大”字,以提高普及水平为重点解决“有学上”问题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伟大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级各类教育的毛入学(园)率大幅提升,普及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提高,解决了人民群众“ 有学上”的问题。总体上实现了“ 四大转向”,即教育的战略地位从战略重点转向优先发展,发展重心从规模普及转向质量提升,教育功能从社会本位逐步转向以人为本,教育发展模式从照搬模仿转向自主探索。[18]这意味着我国教育转向了“上好学”的新阶段。从各级各类教育来说,学前教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突出公益、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19]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进入均衡发展乃至城乡一体化新阶段,基础教育的各级入学(园)率达到同期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基础教育如此高效公平发展,得益于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21]高等教育政策历经了以全面重建为中心的初步建设、以结构优化为抓手的规范发展、以规模扩张为动力的繁荣发展和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的深刻变革四个阶段。[22]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中职和高职分别占据了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教师教育体系由封闭、培养培训分离走向开放、一体化,教师教育模式逐渐多元化,管理体制从以计划为导向转变为以标准为导向。[23]

  (二)围绕“深”字,把教育改革推向“深水区”

  40年的教育发展史也是一部教育改革史。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法治、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教育投入体制的改革,也形成符合教育服务性质和国情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投入的教育经费投入制度。[24]这些改革,从大的逻辑看,可以说表现为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府与学校、社会组织、市场间以及学校领导、教师与家长间不同教育利益主体教育权力与利益的合理配置与博弈,是一个从重建教育秩序进而力图突破规制、以法治赋权、推进协商共治的过程,一个寻求不同教育利益主体间适度张力与激发其活力的过程,一个从规制走向赋能的过程。[25]从此,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深水区”之深,深在是自身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之后的改革,是教育追求高质量发展之后的改革。[26]“深水区”的改革,要定位在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扩大教育开放等方面。

  (三)围绕“强”字,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进入新时代,教育的主题主线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新时代新生态,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校教育系统及其功能发生革命性变化,呼唤全新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治理机制。[27]比如人才培养,应充分和正确运用信息技术,培养有理想信念、创新思维、勇于担当、奉献精神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的人才。[28]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心应逐渐转移到特色发展上来,加强义务教育特色发展的国家行动。[29]同时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请进来、走出去,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走向世界中心。[30]高等教育政策发展要有协调统一的动力形成机制及充分丰富的多元价值取向,过程保障不断创新政策工具,政策话语不断强化民众参与。[31]教育经费投入改革应以制度规范政府教育投入,规范非义务教育学费收入,强化民办教育和社会捐赠激励。[32]教育法治建设应进一步强化教育法治的价值理念,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加以落实,全面推进教育法治的现代化。[33]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培育学生价值观

  教书育人,价值观养成是首要的。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个根本任务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学术界持续关注价值观教育问题,深度聚焦价值观教育的时代特征与要求、根本方向与基础、学校教育途径等方面。

  (一)价值观教育面临“多元化”和“复杂性”的双重挑战

  时代的价值观状况是学校价值观教育的背景和起点。“多元化”和“复杂性”是常用来概括价值观方面时代特征的词汇,“大家的社会环境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态势”。[34]新媒体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种多元价值观的时代特征。以移动互联为根本特征的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着个体间交往方式,而且加速形成了社会环境的整体多样性并存态势。就大学生来说,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特征,既消解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又模糊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35]可以说这一代学生的价值观,都具有多元交织的总体特征。

  (二)价值观教育需要在多元中立主导

  价值观的多元并存是社会发展和个体思想发展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过于多元的价值观会制约个体的价值观认同,也会阻碍社会的价值观整合。因此,在价值观教育中,一个常用的、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多元中立主导。主导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教育中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向导、引导和领导。[36]主导的品格和能力主要有价值判断、社会责任、社会情感等。价值观判断决定着价值选择和行动,价值教育的真正任务乃提升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抓住了价值判断能力的提升就抓住了价值教育的核心。[37]社会责任是青少年价值观发展的一个核心点,要从全社会出发,高度重视家庭影响,强调学生自身体验,深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8]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可以实现学生社会性的建构,由此最终能够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39]羞耻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观教育意义,可以为教育提供动力,教育本身也是一种应对羞耻的方式。[40]在主导的机制上,一是通过对学问的认同实现从个体道德自觉到共同理想的升华;[41]二是注重道德情感与价值的相互交融关系;[42]三是建立整体伦理格局。[43]另外,复杂的生活世界也要求进行“底线性价值观”教育。[44]

  (三)在遵循规律中强化学校探索

  所有的教育最终都要落在学校中,价值观教育也不例外。在反思学校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研究越来越强调,价值观教育要更加遵循教育规律以及价值观教育自身规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结构化的思想体系,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德育一体化建设。从教育路径看,更加强调学校学问建设、学校制度更新、教学方式变革、师生交往关系深化。[45]从实施策略看,更加强调内容的“连接点”、适时的“接入点”、道德的“生长点”。[46]特别应强化“维度意识”,把有关价值观和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对应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2018年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编辑分会上,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学校本身的价值提升问题,认为今天的学校在价值观教育中应该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向。[47]

  四、构建面向儿童的学校生活

  儿童是学校教育的参与者,也是学校教育的建构者。学校教育不仅是实现儿童未来美好生活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儿童当下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深入理解儿童及其生活本身,对于当前学校生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承认儿童之为儿童

  在现代社会,儿童具有突出的地位,成为现代教育的起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儿童的发现,对儿童之为儿童的承认。儿童之为儿童,既可能表现为儿童是成人的一部分,比如儿童是成人的基质,成人的未来有赖于今日之儿童;[48]也可能意味着儿童具有独立阶段的意义,比如儿童本身对世界具有独立意义,儿童身上的天性资源是一切人力和人文资源的源头。[49]既可能表现为儿童有主体的地位,比如只有在理论上真正肯定和承认儿童的主体地位,才能将教育由“塑造”还原为“培育”和“服务”,由“燃烧自己”转变为“点燃他人”,由为儿童设计未来转变为帮助儿童创造未来;[50]也可能意味着儿童有成长的需要,比如要避免过分强调儿童、吹捧或任意拔高儿童,那种抽象地、浪漫地、伤感地甚至浮夸地谈论儿童立场的观点是有害的。现代教育需要敬重儿童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也要严格要求儿童,用正确、有效的方法引导儿童,不能以抽象的、普遍的、一般的观点来对待每一个儿童。[51]教育是儿童的利益所在,接受教育常被视作儿童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正是因为它内在地关涉每个儿童的整体利益,从而构成儿童的基本利益或福祉。而且,这项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儿童所特有的,事关他们“长大成人”,深切影响他们在未来生活中的机会和成就。[52]

  (二)作为世界意义建构者的儿童

  儿童不只是有待发展的成人,或既有社会的适应者,他们还是世界的新来者。他们的到来给世界带来新生,赠予了世界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活力,带给生活新的形式、新的作品、新的行动。同时,他们是被抛入这个世界,并通过参与、体验、感受、思考、探究、倾听而享用这个世界的意义。[53]这些新来者是通过参与这个世界、在他人的陪伴下成长和建构自我。比如积木游戏意味着儿童天赋能力的自由显现,童谣表演意味着个体生命之寻求节奏感与审美和谐的发端,古典诗歌的学习意味着儿童生命向着蕴含着中国语言审美节律的学问世界打开的初始形态。它们都是从身体出发,以感性能力的激活与审美节奏感的唤起为中心,逐步敞开儿童美好生活的可能性。[54]

  (三)改进学校的教育生活

  教育不仅是儿童融入社会、实现自身利益、追究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一是保障儿童的基本利益。无论从个体成人还是从公共生活的意义上,教育都构成了儿童利益的重要方面。在选择和确定与儿童有关的教育事项时,都需要认真对待儿童的基本利益或权利。[55]二是引导儿童生活的敞开。美好学校教育生活应有爱的激励,在富于爱心的交往背景下,充分地激活个体当下的感知、思维、记忆、想象以及过去的经验,让过去的生命融入当下的存在,由此整体性地敞亮当下生命,形成个体生命积极向前发展的态势。[56]三是引导儿童享用生活。儿童通过享用生活的美好,去学习创造美好生活。享用凸显了儿童对世界的主体性参与,表现了儿童的精神性的获得与转化,建构了儿童与学校生活的本质关系。学校只有成为儿童的精神家园,召唤他们来“栖居”和享用,才能使儿童的心灵得到安排和生成。[57]四是促进实践育人。教育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使学习者在实际情境中亲身体验常识的获得与建构,或在实际应用中证实已有的常识,获得现实感、实践感,形成实践创新的观念,养成必备的实践品格和关键能力。[58]

五、信息技术推动教与学的关系发生深度变革

  教与学的关系是教育的基本关系。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与学关系是教学改革的学术趋势和政策要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成为教与学深度变革的重要推力。

  (一)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教与学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手段、评价方式提出了挑战。课程不再是常识的唯一来源,课堂不再是学习的唯一阵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学习的时空边界,改变了学习方式及人与常识之间的互动交流方式,整体性地改变着常识教学的各个环节。[59]在技术的支撑下,学习不再有固定的时间、空间和内容限制,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自己想学的任何内容,获得自己所需的引导,学习者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将日益得到凸显。[60]教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基于证据的循证教学。[61]信息技术不仅在技术层面改变着教与学的环境和方式,更是在理念层面改变着教与学的思想和理论。

  (二)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引发的翻转课堂、慕课、深度学习、混合式学习等变革,反映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拿翻转课堂来说,重在解决好教学自律与他律、常识的碎片化与系统化、浅层次学习与深度学习以及时空互换中师生同构等教学过程中内在的本质关系的问题。[62]其教学流程变革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63]而深度学习将教学改进的目标指向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指向增进学生的深度理解、实践应用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改进当前中小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形式化、浅表化、碎片化、机械训练等问题。[64]在深度融合过程中,未来学习、未来教育、未来教室方兴未艾。

  (三)教与学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尽管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教与学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但教与学的关系并不完全受信息技术的支配,自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技术媒体要素再先进,在教学系统中也不能独自生成教育意义,终究还是要服务教学、促进学习。[65]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教学须回归“学”的本原,要以“学”为本,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快乐、健康、个性化成长为本,“教”要基于学生,基于学生的多样性,基于学生多样化的诉求。[66]甚至也可以说,课堂既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也不是以学生为中心,而是以学习为中心,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67]另一方面,教与学的关系必然通过课堂教学来展现,“学”与“教”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学生在“学”的过程中、教师在“教”的过程中以及常识经验在“学”与“教”的互动中,通过教师和学生“创造”了教学,教师和学生也在创造教学的过程中享用教学。[68]这种复杂性意味着,教与学关系的调适,需要教师实践智慧,需要根据教学主题、教学条件和教学情境等灵活把握。而且信息技术条件下,教师也不能把自己在师生关系中的角色与责任让渡给人工智能。[69]

  六、后普及时代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

  2018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1.7%,进入后普及时代。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学前教育改革方向和举措,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健康优质发展。

  (一)普惠性成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追求

  着力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依然是学前教育的重要任务。提高普及率、满足入园需求,探索了多种办法,比如调动政府、街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等多方力量来举办幼儿园。普惠性上升为学前教育的价值追求,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只要是普惠性幼儿园,国家都鼓励支撑。为了扩大普惠性,一方面是继续办好公办园,另一方面是加大力度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支撑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是扩大普惠性资源的重要方式,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非营利转向更适合中国国情。[70]

  (二)补齐学前教育发展中的短板

  虽然“入园难”、“入园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幼儿园教师数量不足、离职率高、非编教师生存与发展受阻仍是队伍建设的难点。[71]政府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职责不清晰,国家层面对普惠的标准不明确。[72]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补贴少、方式单一,政府提供的外部支撑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实际需要和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在专业发展方面提供的环境和条件支撑明显不足。[73]省际农村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差距较大。[74]造成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条是缺乏法律保障。因此应加快推进学前教育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学前教育的根本属性是公益性,坚持公益与普惠的基本原则,将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和重要的社会公共事业;明确政府职责,规定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园体制和教师政策制度等。明确“不唯公”而“唯普惠与质量”,有效盘活各类资源,真正建立起以公办园、公办性质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等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坚持“公平与均衡”原则,重点向中西部、“革民边贫”和农村等地区倾斜。[75]只有补齐了这些短板,学前教育才能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三)在普及普惠的基础上实现健康优质发展

  后普及时代,学前教育发展的重心将转向安全优质,更加突出健康发展。《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已经明确“建立健全国务院领导、省市统筹、以县为主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这是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上的重大调整,将对学前教育的办园条件、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产生根本性影响,应加快推进落地。具体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上,应加紧研制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引导标准,规定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受惠对象,设置普惠性学前教育机构的申请条件,明确普惠性幼儿园应享有的基本支撑,加强普惠性幼儿园的质量监管。[76]健全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外部支撑系统,建立内外结合的评估制度,构建统一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提高过程性质量指标在评估体系中的比例与权重,并构建政府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双向互动的评估反馈机制。[77]随着学前教育普及率的大幅提高,影响学前教育健康优质发展的关键转换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应设立独立的幼师院校,有计划地培养专业幼师,提高幼师的学历层次;建立严格督导制度,规范幼师教育过程;加强地方幼教师资培训机构的建设。幼儿园教育实习是幼儿园师资培育过程的重要阶段,是职前教师获得实践性常识的重要环节,应从高校学生管理、实习园所等方面为教育实习提供多维保障。[78]健康优质发展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科学保教、反对“小学化”。需下大气力、持续提升保教工作的专业性和服务质量,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促进幼儿快乐健康成长。探索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将幼儿园课程改革从“文本式理论”转向“行动式实践”。[79]反对“小学化”是幼儿园和小学双方的事情,所以,在幼儿园坚持以游戏活动为主的同时,小学应推行零起点教学。

七、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治理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脱贫攻坚的基础工程。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治理持续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

  (一)城乡义务教育转向一体化治理

  义务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同在蓝天下”的全民性,是真正的全民教育。全民享有共同的义务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本质规定。但在具体策略上,我国义务教育采取了分步推进的策略。在经历了基本普及、全面普及、均衡发展等之后,义务教育现在进入了城乡一体化治理的新阶段。也可以说城乡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经历了非均衡发展、均衡发展、一体化发展等几个阶段。[80]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引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新高度,对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提出了新要求。

  (二)厘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治理的基本思路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治理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涉及学校布局调整、学校建设标准、办学条件配置、办学经费投入、教师编制等方面的一体化。真正实现了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体现在管理统筹化、布局合理化、资源配置均等化、吸引力同样化、学生发展机会平等化、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化等方面。[81]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就一体化治理而言,城与乡之间,乡是弱的一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治理的基本思路建立在如下认识之上。一是教育内外一起抓。应通过制度性安排,解决传统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村整体性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问题。[82]二是城市乡村一起抓。城市消除大班额,乡村通过补短板抬高底部,特别是控辍保学。三是硬件App一起抓。城乡按一个标准配置办学条件和教师编制。四是过程结果一起抓。升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认定,以结果看过程,以督导促发展。

  (三)以多种路径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治理

  城乡教育转向一体化治理面临着一系列需要破解的难题。“城挤、乡弱、村空”困境与城乡学校布局一体化治理难题的破解,必须放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布局下寻求有效路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一体化是城乡学校建设与运转的前提,一方面是公用经费标准城乡统一,另一方面国家已经出台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用经费可携带政策,各地要有实施细则,确保政策落地,缓解流入地政府财政压力。人们对优质教育需求的核心是对优质师资的需求,城乡师资一体化治理要求统筹安排城乡师资。可以考虑建立以持居住证学龄人口为依据的教师编制动态核定机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省级统筹、分级管理、专编专用的教师编制管理机制,在编制总量内设立一定比例的预留编制并提高教师编制使用效率。[83]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要明确教师特殊法律地位,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升乡村教师队伍质量。[84]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源于教师的地位待遇,应采取切实措施提升教师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85]办学条件一体化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硬件保障,对小规模学校规模效益衰减问题,要基于满足底线、保证质量、避免浪费的原则,研制农村小规模学校硬件建设标准,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86]另外,应探索城乡义务教育功能与学校学问一体化,构建城乡师生学习共同体。[87]

  八、创新创业教育驱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018年5月,习大大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高校要把“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基础性工作”切实抓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驶入快车道。创新创业教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驱动力之一。

  (一)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新主题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功能,教学工作是大学的中心工作。人们对大学人才培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考,都更加自觉、更加深入。要强化人才培养的根本职能,让人才培养中心任务回归本原。实现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格局是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题。[88]从多层次来说,回归本科教育、启动本科教学改革、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之必然。一流大学本科教育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产生增值的影响更大,推进和实施一流大学的一流本科教育,应着重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89]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条件也越发成熟,要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前形成了“强选拔—封闭特区式培养”、“强选拔—半开放式双重培养”、“弱选拔—开放闯关式培养”三种选拔与培养类型的二维分类体系。[90]从多类型来讲,千校一面的大学是不可能培养出多类型人才的,因此分类改革是一个出路,因为分类改革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供给。高等教育分类的本质是人才培养的分类改革,要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91]同时,对高校人才培养绩效开展评估也很重要,通过绩效评估,转变人才培养质量观念,科学研判人才培养质量过程,服务高等教育自身功能,建立长效管理激励策略。[92]

  (二)创新创业教育是撬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杠杆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多种办法和多重选择。从本意来说,创新创业教育的出发点是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在开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篇大文章,可能是撬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抓手。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校应整体推进、系统变革,促进培养目标升级、课程体系建设、培养机制创新和教学方法改革,使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市场与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能力培养为重的、多样化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93]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社会对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以创新创业教育驱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成为高校发展的应然之路。[94]毫无疑问,创新创业教育首先是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95]但不应满足于此,应凸显对“完整自由独立个体”的塑造,即在思维方式、心智模式、创造性、品格、意志、问题解决能力等多个维度进行整合培养。[96]着意培养学生主动应对、热情创新、敏锐卓越、自我效能、社交智慧和乐观希翼等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学生积极成长。[97]这样的创新创业教育,才是撬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创业教育。

  (三)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新趋势

  驱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创业教育,不能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搞“ 体外循环”,必须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创新创业教育是专业教育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应将创新创业能力嵌入课堂教学中,通过改革教学方式以形成反思教学、能力教学、自我效能感教学,实现学科内化力的改善,促进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98]构建与完善以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改造常识传授为主的新型教学体系,重视课程运行实践的发展性和整体性,强调学生创新创业常识和能力的生成。[99]而且新课程体系需学科体系导向与社会需求导向双向驱动融合,重构跨学科课程体系。[100]通过这些方式来实现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但是,当前创新创业教育还缺乏多样多维、与专业融合的质量评估体系,[101]如此,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任重而道远。

 九、以育人能力为核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建设好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是学生之福、民族之福、国家之福。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8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计划》),指明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方向。

  (一)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将教师工作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习大大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等一系列要求,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全国教育大会更是高度凝练了教师的时代使命,也就是传播常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三传三塑”是对教师作用和地位的全新概括,突出了教师于学生、于社会、于国家、于民族、于未来的极端重要性。要把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根本性民生工程,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102]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日渐浓厚,师道尊严的传统正在复兴。

  (二)把“教书”与“育人”统一起来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但学校重教书、轻育人的现象是明显的。一些地方一些中小学在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导向下,轻视甚至忽略了育人工作。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103]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从事立德树人的事业才是教育,从事立德树人的地方才是学校,从事立德树人的人员才是教师。所以,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回到立德树人上来,回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可以说,教育队伍建设在价值取向上要把“教书”与“育人”统一起来,更加注重育人。育人先育师。全面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是提升教师育人能力的关键。一方面需要大力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另一方面需要全面改善教师职业道德风貌。[104]这就需要教师把责任和使命作为自己内心坚定追求的情怀指向和目标,需要教师不仅尊崇、挚爱这份育人职业,需要教师在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拥有肩负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家国情怀,以信仰的心力担当育人的责任和使命。[105]

  (三)提升教师的育人能力

  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德,一个是才。就德而言,强调厚植教育情怀和培育职业情感。教育情怀是教师内心执念于教书育人的精神品性,可以产生“以心育心”的心灵体验,发挥“育人育心”的教育功效。提升教师教育情怀境界,融聚教师执念坚守育人职业的内在力量和精神支撑,让教师在坚守教师职业中增强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106]而唤醒德性自觉及培育职业情感,可以使关怀、爱心等积极情感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07]就才而言,首先是常识共享。常识共享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育人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鼓励、帮助教师构建完善的专业常识技能体系和可接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在学校内部营造有益于常识共享的组织氛围,有效促进和提升教师在合作学习、互动交流、分享常识与技能中的表现。[108]其次是教育实践能力。职前教师的教育实践能力是由反思性实践能力、学业整合能力和行动研究能力共同构成的能力综合体。[109]最后是个人教育哲学。作为有德性良知的育人者,教师自身应提升哲学关怀能力,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形成与系统化是专业发展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内在改变。[110]

  十、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增强“中国教育学”学科自觉

  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任务。教育学的“三大体系”问题,在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学引进、扎根、扩展的漫长历程中,经常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浮现出来,至今依然任重道远。这种学科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学科尝试建构自己“三大体系”的内在力量,也是中国教育学在“中外关系”框架中不断强化本土立场的坚韧追求。

  (一)致力于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三大体系”

  中国教育学的学科自觉,是从对教育学学科性质、学科立场、学科独立性、独特性等“元研究”开始的。随着教育学学科自我意识的强化,建设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三大体系”问题,日益成为教育学研究中的热点课题。这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理论吁求向教育学科的合理延伸;另一方面,也是教育学科自身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汇聚生成的理论自觉。“三大体系”之所以在当前中国教育学领域内具有适切性、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是因为这一普遍性议题抓住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所面临的诸多根本性、内生性的问题,也能在这一议题中得到深刻的诠释,并可望在进一步的审议和探究中获得新的理论方案。针对教育学概念体系极不平衡的衍生状况,加强教育学基本概念和术语体系研究和建设,是教育学科学化发展的一项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任务。[111]教育学需要实现核心概念的重构,重新定义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学习、什么是学校、什么是教师,在此基础上创制出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原创性理论说明。[112]这些都需要研究主体以清晰的话语意识,回归中国教育学话语创生的学问之源,在“话语的教化”中积累话语创新的力量。[113]

  (二)从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

  教育学科发展中的“中外关系”问题,曾被认为是未来影响教育学科发展的“世纪问题”。教育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与变换,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并以国外为范本去建设的。百余年来的中国教育学,在理论生产上尚未很好地克服这一原生性问题。但是,在学科自觉的意义上,“本土化”、“中国化”却几乎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者的“跨时代共识”。只不过,教育学“ 中国化(本土化)”是一个存在先天不足的理论方案。因此,从教育学“中国化”到基于中国教育实践创建“中国教育学”,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学谋求“教育学领域的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中国创造与世界创造双向转化,彼此交融共生”的重要价值取向。有资格称之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应该表现为凝练中国特色、推出中国原创、形成中国体系和提升中国影响。未来的中国教育学,应该走出单纯寻求“教育学中国化”的思维,致力于与世界教育学结成“教育学”共同体,创造新的“教育学”世界,从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教育学领域的独特且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与实现方式。于此,中国教育学就不仅仅是教育学“在中国”,或者“教育学中国化”,而是成为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114]

  (三)提升教育学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规范性和科学性是决定教育学研究质量和教育学科建设水平的关键。推动教育学科研范式转型,提升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水平,是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根据教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提升教育学研究的规范性,重点在强化文献意识、建构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注重研究方法适切性三个方面。文献是常识地图,是研究的起点。没有全面完整的文献综述,就不知道别人做了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研究从哪里出发,研究的价值无从判断。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是研究的“四梁八柱”,反映的是研究的思路和结构。研究严谨不严谨,合理不合理,创新不创新,都在理论分析框架中。研究方法上,讨论比较多的是要不要实证、要多少实证的问题。实证作为一种我国教育学研究比较缺的方法,在规范化、科学化的背景下出现一股热潮,是符合趋势的。广泛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是近年来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转向。[115]但同时,实证也只是一种方法,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不会、也不能取代别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关键是找到方法与主题之间的适切性、匹配度。不是哪种方法是好方法,而是有适切性、匹配度的方法才是好方法。提升教育学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目标并非“教育学的科学化”,而是形成以教育学的科学逻辑为基石的“教育科学”,突破原有“科学”的内涵和外延边界,形成自己的科学边界,构建独属于“教育科学”的科学范式。[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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